1950年5月，无锡师范附属小学教员吴启瑞伏案写信，提笔前已经犹豫了很久。她不是要给自己谋职位，也不是请求特殊照顾，只是因为家中八个孩子生活拮据，三个孩子身体又较为瘦弱，实在找不到别的办法。
吴启瑞的丈夫王人路，早在1948年底因脑溢血去世，年仅49岁。留下的八个孩子，全靠她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抚养。家里人口多，日常开支又重，孩子生病、读书，哪一样都不能耽搁。
丈夫临终前曾对她说：“毛泽东是父亲的学生，也是我们的旧交。真遇到难处，可以写信给毛大哥。”当时吴启瑞沉浸在丧夫的悲痛中，并未把这句话真正放在心上。
多年以后，她整理旧物，又读到有关毛泽东青年时期求学经历的材料，才知道公公王立庵正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数学老师。原来，丈夫临终前的话，并非神志不清时的宽慰。
王立庵不仅教过毛泽东，还曾在生活上帮助过这位青年学生。1914年前后，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，因家庭经济关系和住处问题，曾到王家寄宿。那段时间，他常常读书到深夜，也与王家兄弟逐渐熟悉起来。
王家住宅中的一间小楼，曾留下毛泽东读书、写作的身影。生活琐事上，他也有不熟悉的地方。有一次，他用灶上的茶壶取水，却忘了添水，茶壶烧裂后受到佣人的埋怨。毛泽东没有恼怒，后来用过水，便记得把茶壶重新添满。
这些细节看似寻常，却说明当年的师生关系并非一面之缘。王立庵欣赏毛泽东勤奋有志，毛泽东也一直记得这位老师的教诲和为人。王人路后来参加进步活动，与宣传工作有许多接触，和毛泽东的交往也由此延续。
吴启瑞在信中说明了家里的困难，请求把三个孩子安排进苏南干部子弟班。她写得很克制，只说自己“背着八个小孩的包袱”，每天忙于生活，难以安心学习和工作。
信寄出后，她很快感到不安。新中国成立不久，政务繁重，毛泽东日理万机，一个普通小学教师的家事，是否会被看到，谁也无法确定。她甚至后悔过，觉得自己不该因家庭困难去惊动毛泽东。
出人意料的是，毛泽东很快作了答复。信中表示，吴启瑞的困难“甚为系念”，同意她与当地负责同志商量孩子入学问题，并特别叮嘱她保重身体，代为问候孩子们。
毛泽东还在来信上作了批示，请有关方面酌情处理。由于干部子弟班名额有限，吴启瑞的三个孩子后来被安排到无锡师范附属小学读书，学校还在生活上给予一定帮助，使她不必独自承担全部压力。
这件事并没有被简单处理成一句口头关照。信件到了地方，相关人员需要落实孩子的去处，也要考虑吴启瑞作为八个孩子母亲的实际处境。对她来说，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句安慰，而是孩子有书可读，家庭能够继续维持。
1960年6月，吴启瑞在上海见到了毛泽东。会面时，毛泽东先问起王立庵，又谈到王家兄妹和她的八个孩子，连人数都记得清楚。他笑着说：“你们家是教师之家。”吴启瑞谈到教育工作收入不高，毛泽东立即表示，教育关系国家根本，教师的工作不能轻看。
谈话中，毛泽东还详细询问她的住房、生活和子女情况，并几次提出给予帮助。吴启瑞后来写信寄去全家照片，毛泽东又让人送去《毛泽东选集》和照片。往来书信中，没有空泛的客套，更多是对家庭实际情况的询问。
1961年前后，吴启瑞再次来信，说明生活上的急迫困难。毛泽东看过信后，委托身边工作人员转告她，并寄去一千元。转信中有一句话十分明确：“作为赠送，不要还的。”
这笔钱不是酬劳，也不是稿件所得，而是毛泽东以赠款方式帮助这位旧日师友的后人。那几年生活困难，吴启瑞靠着这笔钱和自己的工资，艰难抚养八个子女。钱不算无穷，却在关键时候解了燃眉之急。
孩子们陆续长大参加工作后，吴启瑞心里始终记着那一千元。1967年，她曾设法把钱寄还，表达自己不愿长期受人资助的想法。可是当初毛泽东托人转达的那句话，仍被她牢牢记在心里：这是赠送，不用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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